收到死神的噩耗后，悲伤但未敢放弃一丝期盼的家长们纷纷赶到海难事故现场，希望看到他们还小的儿女，能够在拯救船上走出来，家庭重聚相拥在一起。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船员与船长，在救护员的护送下走到岸边，而他们心爱的小朋友，却还留在正在下沉的岁月号上。直到最后一刻，它完整的沉没在珍岛的海域了，家长们望着大海也大概明了，大海已把他们吞噬，现在唯有期待奇迹发生。

事故附近改变成临时安置点的珍岛体育馆，一张张摆在地上的学生木椅，本应是学生经常坐上的，但现在竟是由他们的家长坐着，等待着最后消息。体育馆内，我们听到的除了是声嘶力竭的哭诉，随着时间过去，生还的可能性一秒一秒地失去，家长们也开始按捺不住抨击政府的拯救不力，看到前来做政治骚的总理与国会议员便投掷水樽，甚至出手殴打。

这是一幅很令人熟悉的画面，20年前韩国西海发生的近300条人命牺牲的轮渡沉没事故、1995年发生的首尔三丰百货店整栋突然倒塌的人为意外、2003年大邱地下铁的纵火事件，把百多条人命活活烧死的惨剧，都是让人伤心透彻的悲剧。

那么多年来，一次又一次灾难对韩国来说，究竟是什么？

速度与责任是什么？

1993年10月一个风高浪急的晚上，佩利号以图赚取更多利润罔顾人命安全而超载，而且为赶及去到目的地，竟然在正船长的副手因请假而缺席下坚持出海，结果客船在恶劣海势中失控，被海浪打翻，酿成惨剧，292条人命便葬身于大海之中。

未及两年后的一个平凡与闷热的下午，在首尔瑞草区瑞草洞，象征着韩国经济繁盛高峰的三丰百货公司，由于公司总裁李鐏贪图私利，贿赂政府官员私自更改土地用途，从办公室大楼改建为更赚钱的百货公司，并且更为着方便改变图则，把本来多条在大厦中的支撑柱拆掉，改为安装扶手电梯。最终忽然在1995年6月29日顷刻间整栋下塌，一切化为灰烬，并活埋了500多名无辜前往百货公司购物的市民。这不单是韩国历史上在和平时期伤亡最严重的一次事故，更是至今为止仍为不少韩国人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

我们知道，“快点！快点”是韩国人生活的格言。因为落后、贫穷且多年来活于被殖民与战火之中，失去民族自信的韩国人相信要追赶西方现代化，才是令国家重新被国际社会肯定的唯一办法。所以，数十年来一追再追是每一个韩国人都被灌输接受的社会集体的危机意识。然而，面对那份接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却可以在20多年间，成功追上西方社会花了上百年才达到的成就。就是这种集体的危机感与相信拚出个奇迹的心态，使韩国经济发展的步伐远超社会文化改变，一切可以为国家经济GDP牺牲的，都算不上什么，也应该被包容。

岁月号的船长李俊锡或许出于情急，在未有足够经验下走了一段捷径航道，发现问题时已来不及调节，结果在全速急转控制不了下翻船。其实他与佩利号的船长、三丰百货公司的总裁李鐏与其他成千上万的韩国财阀领导都一样，明知一定的风险也决定去冒，因为多年来韩国国家命运都像他们一样，走在钢索上还是能够有幸克服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些微风险与人命只是其中的赌注，能够省下的时间和金钱才是改变命运的金科玉律。

但可惜的是，韩国在经历过数十年间的海（1993年的佩利号事故）、陆（1994年圣水大桥、1995年的三丰百货店倒塌意外）与空（1980至90年代数之不尽的大韩航空空难）的人为灾难，这扭曲与非人性的错误人生价值，却在过往赔上万千无数的无辜生命后，依旧一样。

服从心态又是什么？

岁月号海难事故令人最惋惜的，是整船人中学生能够成功逃难的比例很低，相比而言，现在获救的生还者中，八成都是成年人，只有两成是安山市檀园高中的学生。这不期然让人想起一个关于韩国的古代故事——沈清传。

“很久以前韩国有一条很落后的村庄，那里住了一个生活悲惨的家庭：沈清的妈妈很早离世，父亲却是瞎子，一直以来孝顺的沈清都有一个愿望，是希望可以让父亲的眼睛可以康复。一天一位和尚告知沈清，如果她能够捐出300袋米，便会医好她父亲的眼睛，后来，她知道那条村落每年都会向海中龙王送上一条处女生命作献祭，并为其家人送上300袋米为报酬，结果沈清奉上了自己性命，跳进海里死去。龙王因而深受沈清的行为感动，最终不但封她为王后，并安排她与医好眼睛的父亲团聚。”看到一个接一个学生在海难中牺牲，能够活过来的都是成年人，更能感受出这个韩国古代故事的悲痛一面。

透过当时在船上拍来的片段，我们看到船员在意外发生后，不但没有即时安排疏散学生们到甲板上逃，更指示学生们留在原有位置，不要离开直至另行通知，结果大部份学生都被困在第三层中。

11年前的大邱地下铁火灾中，学生同样是当中烧死的死难者中比例最多。根据事后学者JeonGyu-yeob与Hong Won-hwa的论文研究发现，早于当时因为未有收到任何疏散的指示，且眼见在车厢中的其他人都未有行动，因为集体意识下未有单独离去，结果大部份反而选择留在列车内拍照与以手机联系外面的朋友而已，最终活生生的在车厢中被烧死。11年过去，韩国学生到今天再一次因为集体意识与尊重指示，薄弱的危机意识不但未有进步，更因为此而再一次导致无辜的牺牲。

不能否认的是，韩国经历2003年大邱地铁火灾后，危机应变管理是比昔日的部署更专门化，政府间的协调更透过2004年建立的“国家中央灾难安全对策部”而成熟。然而，每一次灾难的发生，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任凭国家部门如何现代化，社会文化跟不上，问题始终都会继续爆发。（本文原载香港《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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